新辅助短程放疗联合卡瑞利珠单抗及CAPOX能显著改善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患者的无事件生存期。中位随访约36个月时，实验组3年EFS率达到91.3%，显著优于标准长程放化疗组的77.4%（HR 0.33，p=0.0029）。

短程放疗联合免疫与化疗新方案的安全风险与传统长程放化疗基本持平。两组全治疗期最常见的3-4级不良事件均为淋巴细胞、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减少，且发生率总体相当。

84岁男性，有机械心脏瓣膜置换术、房颤长期抗凝史，2年前因食管腺癌接受经膈肌食管切除+管状胃代食管术及辅助放化疗。因反复便血及晕厥就诊，1周前结肠镜检查未见异常。入院时处于出血性休克状态，血压80/50s mmHg，心率增快，血红蛋白由基线12.1 g/dL降至7.4 g/dL。胃镜检查显示吻合口完好，胸腔内管状胃内见一巨大溃疡，基底见明显血管裸露，且溃疡呈与心跳同步的节律性搏动及深度微小变化。鉴于提示心腔与消化道交通可能，未行任何内镜下止血操作，紧急行胸部CTA检查。

Trastuzumab rezetecan较医生选择的化疗显著延长了HER2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患者的PFS。在总体人群中，治疗组中位PFS达16.4个月，相比化疗组的6.8个月大幅提升（HR 0.27，P < .001）。

无论患者的激素受体状态如何，均能从该药物治疗中获得一致的无进展生存改善。HR阳性患者的中位PFS为16.4个月（vs 6.7个月，HR 0.24），HR阴性患者为16.5个月（vs 6.8个月，HR 0.34）。

临床应用时需密切管理中性粒细胞减少等高级别不良反应。治疗组3级或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达84.1%（化疗组为67.9%），最常见的事件为中性粒细胞计数降低（65.2%）。

全身麻醉是衰弱髋关节骨折患者术后不良结局的独立预测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调整ASA分级等因素后，衰弱患者接受全麻相比腰麻会显著增加术后30天死亡、非计划再入院和总并发症风险。

严重衰弱患者行全麻同样会增加再入院及并发症发生率。研究针对mFI-5评估为严重衰弱的人群分析表明，全麻组患者的非计划再入院和整体并发症发生几率均显著升高。

患者男，75岁，因有症状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拟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I）。因左冠状动脉开口高度较低且左冠瓣较长，存在左冠状动脉阻塞风险，计划同步行BASILICA技术（主动脉瓣叶意向性撕裂术）。术中经AL2导管将Astato导丝置于左冠瓣根部，通电推进时导丝向侧方偏离，造影显示心肌轻度染色。将导丝尖端弯曲45°后重新通电成功穿入左心室流出道并完成瓣叶撕裂，随之植入26 mm SAPIEN 3 Ultra瓣膜。植入后不久患者突发低血压，超声及造影提示心包填塞与造影剂外溢。

66岁男性，有高血压和血脂异常史，因广泛前壁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接受紧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于左前降支近端植入支架并恢复血流。入院第6天在心脏康复期间，患者出现心悸、头晕并突发心搏骤停。紧急行心肺复苏并建立静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ECMO）。床旁超声示心包积液并完成心包穿刺引流。复查冠脉造影未见支架内血栓，左心室造影示对比剂从左心室外渗。因合并心源性休克，遂置入 Impella CP 辅助治疗，随后转入急诊外科手术。

双抗预防早期神经功能恶化的获益在中度卒中患者中更为显著。在 NIHSS 评分 6-10 分人群中，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较单用阿司匹林显著降低 7 天早期神经功能恶化风险（aOR=0.31，95% CI: 0.17-0.59），而 NIHSS 4-5 分人群中未见显著差异（aOR=0.96，95% CI: 0.66-1.41）。

基线卒中严重程度与双抗治疗效果存在显著相互作用。研究显示治疗效应与 NIHSS 评分亚组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交互=0.003），提示基线病情严重程度可作为指导抗血小板选择的关键指标。

中度卒中患者强化双抗治疗并未增加出血安全风险。在轻度和中度卒中亚组中，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组与阿司匹林单药组在 90 天内出血事件和颅内出血发生率方面均相似。

老年男性患者中代谢指标呈“U型”轨迹者的心肾并发症风险全面升高。在该研究人群中，男性“U型”轨迹者的心血管疾病（OR 1.66）、冠心病（OR 1.60）、脑卒中（OR 1.58）及糖尿病肾病（OR 1.39）发生风险均显著增加。

老年男女患者的危险轨迹类型及结局关联存在明确性别差异。老年女性主要表现为稳定型和“倒U型”轨迹，其中“倒U型”轨迹女性发生冠心病和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分别增加31%（OR 1.31）和65%（OR 1.65）。

“倒U型”轨迹在两性中均是糖尿病肾病的明确风险指标。男性与女性“倒U型”轨迹者的糖尿病肾病发生风险分别增加了35%（OR 1.35）与65%（OR 1.65）。

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显著延长了PD-L1高表达晚期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在中位随访38.7个月时，联合治疗组中位PFS达16.1个月，显著优于单药组的6.9个月（HR=0.56，P<0.001）。

联合治疗展示出总生存期延长趋势，且未增加重度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联合组中位OS达到50.2个月（单药组29.9个月），两组3级及以上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为13%，仅3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升高（54% vs 19%）。

经验性强化为三药化疗未能改善极高危 III 期结肠癌患者的无病生存期。III 期 IROCAS 研究显示，mFOLFIRINOX 组与 mFOLFOX6 组的 3 年 DFS 分别为 65.6% 和 66.3%（HR 1.07，P=0.61），两组无统计学差异。

三药方案显著增加了患者的严重消化道毒性与疲劳风险。mFOLFIRINOX 组 3 级及以上腹泻（15.6% vs 3.8%）和疲劳（7.3% vs 1.8%）发生率明显更高，且 G-CSF 使用率达到 37.8%。

阿贝西利跨线治疗呈现中位OS数值延长趋势，但最终分析未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显著性界限。在200个OS事件发生时，阿贝西利组与安慰剂组中位OS分别为32.1个月和24.6个月（HR 0.80，P=0.11）。

无进展生存期与后线治疗指标的改善支持了跨线方案的临床价值。更新的PFS分析持续呈现显著获益（HR 0.78，P=0.039），二次进展时间和无化疗生存期亦支持阿贝西利组，且安全性特征与既有数据一致。

Atirmociclib联合氟维司群显著延长CDK4/6抑制剂经治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在FourLight-1研究中，联合方案相比研究者选择治疗（ICT）将中位PFS从6.6个月提升至9.4个月，显著降低40%的进展风险（HR=0.60，P=0.0007）。

高选择性CDK4抑制方案展现出更高的客观缓解与长期获益趋势。在基线有可测量病灶的患者中，联合组ORR为19.3%（ICT组11.3%），临床受益率（CBR）达61.9%（ICT组46.0%），且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延长至14.8个月。

Atirmociclib表现出可管理的安全性与较低的停药风险。联合方案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中性粒细胞减少（47.2%）、白细胞减少（33.6%）和腹泻（28.0%），仅6.4%的患者因不良事件终止Atirmociclib治疗。

全线应用中，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相比单药纳武利尤单抗显著延长总生存期。研究显示全线 NIVO+IPI 组对比 NIVO 组的死亡风险显著降低 39%（HR 0.61；P=0.0009）。

一线双免联合相比单药免疫呈现临床意义的 OS 获益，但未能达到预设的统计学显著性阈值。一线 NIVO+IPI 对比 NIVO 的 OS HR 为 0.66（P=0.0432），未达到预设标准（P<0.006）。

一线双免方案相比传统化疗展现出极其巨大的生存优势。一线 NIVO+IPI 对比化疗使死亡风险降低 63%（HR 0.37；P<0.0001），PFS 亦大幅优于化疗（HR 0.21）。

双免联合方案的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未出现新的安全性信号。全线 NIVO+IPI 组 3/4 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 22%，高于 NIVO 单药组的 14%。

14天简化方案在总生存期上非劣于传统28天方案。该研究中14天组与28天组的中位OS分别为11.3个月和10.3个月（分层HR 0.93，95% CI 0.80-1.08）。

简化给药方案能大幅降低重度血液学及胃肠道毒性风险。14天组3级及以上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显著低于28天组（13% vs 39%），2级及以上厌食发生率也明显下降（15% vs 26%）。

追加动脉内尿激酶显著改善心源性栓塞取栓再通患者的90天功能预后。在209例心源性栓塞患者中，追加尿激酶组相比对照组显著提高了90天无残疾生存率（调整后风险比 1.49，95% CI 1.08-2.06，P=0.01）。

近完全或完全再通后追加动脉内尿激酶安全性良好。两组在48小时内症状性颅内出血、任何颅内出血以及90天全因死亡率方面均无显著差异。

小儿术前宽松与传统清亮液体禁饮策略的肺误吸发生率无明显差异。包含 579,737 例患儿的数据显示，宽松策略（< 2 小时）与传统策略（≥ 2 小时）的误吸发生率均为 0.03%（风险比 0.77，95%CI 0.40-1.47）。

两种禁饮策略下未发生误吸的呕吐发生率也保持在相似水平。在 344,653 例患儿中，传统策略组的呕吐发生率为 0.99%，宽松策略组为 0.76%。

评估该临床决策时必须注意目前证据确定性极低。由于纳入研究的设计限制及事件发生率极低，误吸和呕吐两项结局指标的证据质量等级均为极低。

生活方式与共病的系统化管理已成为房颤诊疗的核心组成部分。指南全面覆盖了营养、体育锻炼、戒烟限酒、睡眠及心理健康等关键生活方式因素的干预要求。

亚太地区房颤管理需兼顾多病共存与多重用药的临床现实。诊疗决策应结合当地医疗资源与患者个性化需求，提供公平可及的综合医疗服务。

50岁女性，因渐进性呼吸困难伴慢性咳嗽9个月就诊。入院时存在低血压、颈静脉怒张、下肢水肿及心前区收缩期杂音。实验室检查示D-二聚体0.5 μg/mL（正常），心肌肌钙蛋白T轻度升高。超声心动图显示右心扩大、重度肺动脉高压及肺动脉主干内占位性病变。因怀疑肺栓塞予以规范抗凝治疗，但病情无改善并出现大咯血。随访胸部CTPA显示肺动脉病变呈管腔膨胀性及腔外扩展，伴纵隔侵犯和双肺新发结节。住院期间体检发现左侧乳腺坚硬肿物，超声提示BI-RADS 5类，随后接受乳腺病灶活检。

一名12岁男孩因跌倒致左大腿疼痛、肿胀及活动受限就诊。患者5岁时曾因右前臂骨折行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切口周围出现硬化性包块；此前下背部和髋部轻微外伤后亦遗留多发骨性包块及左膝关节活动受限。查体可见双侧足拇外翻畸形，右臀部、胸背部及腰部触及多处硬化性肿块，脊柱及右肩关节活动明显受限。左大腿局部压痛及骨擦音阳性。下肢CT及三维重建提示左股骨近中段斜行骨折伴明显移位，并见多发软组织异位骨化灶及胸壁高密度影。

正常BMI的2型糖尿病患者中，合并腹型肥胖显著增加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风险。这项纳入超32万新发患者的研究显示，合并腹型肥胖者的综合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增加了13%（aHR 1.13）。

坚持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可显著改善腹型肥胖正常体型糖友的心血管预后。在腹型肥胖患者中，确诊后规律进行中高强度运动者的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下降26%、全因死亡风险下降28%。

运动带来的心血管保护作用独立于降糖药及他汀类药物的使用。研究表明，无论患者是否使用降糖药或他汀类药物，中高强度运动的获益均保持一致。

患者女，72岁，有Graves病史，曾行甲状腺全切术并接受左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患者随后出现中重度活动性Graves眼病及双侧胫前黏液水肿，接受大剂量静脉甲基强的松龙冲击及局部外用糖皮质激素封包治疗，效果均十分有限。近1年来胫前黏液水肿进行性加重，双下肢胫前皮肤显著增厚、硬化、发红发热并伴持续疼痛，呈非凹陷性水肿及橘皮样改变，难以穿紧身裤；同时伴眼部刺激感及间歇性复视。查体示双眼突出度达25 mm，眼病临床活动度评分（CAS）为5/7；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TRAb）40 IU/L。

一名50岁女性克罗恩病患者（病史10年）长期接受阿达木单抗治疗，因病情控制不佳换用瑞莎珠单抗（IL-23拮抗剂）。换药3个月后，患者出现持续腹痛、腹泻及发热。腹部CT示升结肠环形壁增厚及小肠狭窄。结肠镜检查发现肝曲及盲肠部位存在环形、息肉样梗阻性肿物伴溃疡。活检病理显示密集的淋巴浆细胞浸润、组织细胞聚集及坏死性肉芽肿，GMS染色可见胞质内芽生酵母菌。随访获知患者发病前6个月曾有南美洲流行区旅行史。术前患者因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低血压、心动过速及中毒性结肠炎表现，紧急接受了右半结肠切除术及部分肝楔形切除术。

26岁女性，因自幼排便时反复出现无痛性便血伴小细胞性贫血15余年就诊。既往长期按痔疮对症治疗未见好转。体格检查：直肠指检于距肛缘约2 cm处触及环状水肿黏膜。实验室检查提示重度缺铁性贫血（血红蛋白 6.8 g/dL，血清铁 33 µg/dL，铁蛋白 10.4 ng/mL）及D-二聚体升高（4.5 µg/mL）。下消化道内镜检查显示，腹膜反折以上直肠至乙状直肠交界处可见多发蓝紫色迂曲扩张血管，腹膜反折以下直肠至齿状线稍上方黏膜明显充血水肿。腹部增强CT示直肠壁弥漫性增厚并呈渐进性强化，直肠系膜内见迂曲扩张血管及多发静脉石。

39岁男性，既往有长期糖尿病史且控制不佳（初诊按2型糖尿病治疗）。患者因腹痛、恶心、呕吐及水样腹泻3个月入院，1年内体重从113.4 kg锐减至57.2 kg（降幅近50%），并伴臀部瘙痒性水疱样皮疹及口角炎。查体呈病态极度消瘦，腹部弥漫性压痛。实验室检查提示血糖高达41.1 mmol/L，HbA1c 14.7%，血钠124 mmol/L，β-羟丁酸0.80 mmol/L，阴离子间隙正常，符合高血糖高渗透压状态。腹部CT示乙状结肠及小肠壁弥漫性增厚，肠镜检查示末端回肠轻度非特异性炎。

MASLD 患病率随血糖和 BMI 升高逐级增加，但显著肝纤维化的发生并非简单的阶梯式上升。在 1446 例参与者中，正常血糖、糖尿病前期和 2 型糖尿病组的 MASLD 患病率分别为 39%、55% 和 68%，而显著肝纤维化发生率分别为 1%、6% 和 12%。

糖尿病前期患者若无肥胖或严重胰岛素抵抗，发生显著肝纤维化的风险极低。即便存在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消瘦或超重的前糖患者罕见显著纤维化，但合并肥胖且伴有严重胰岛素抵抗时其纤维化风险增加 4 倍。

胰岛素抵抗是驱动 MASLD 进展为显著肝纤维化的关键代谢因素。研究中绝大多数发生显著肝纤维化的患者均处于 Adipo-IR 或 HOMA-IR 的最高分位区间（Q4-Q5），其中肥胖合并 2 型糖尿病者的显著纤维化患病率最高（16%）。

SGLT2抑制剂使用与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的轻度升高显著相关。meta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SGLT2抑制剂组血红蛋白变动差值为0.60 g/dL，红细胞压积变动差值为2.36%。

SGLT2抑制剂可诱导EPO水平上升并改变铁代谢指标。药物组EPO水平增加2.35 mIU/mL（对照组0.04 mIU/mL），同时转铁蛋白饱和度降低2.2%（对照组降0.10%）。

尽管指标变化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但其临床意义仍不明确。系统评价表明，这些实验室指标的改变是否能转化为实质性的临床获益或风险尚待证实。

重度睡眠呼吸障碍是缺血性卒中或 TIA 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多因素调整模型中，重度 SDB 患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 73%（aHR 1.73）。

睡眠呼吸障碍严重程度与首次发生心脑血管不良事件显著相关。轻、中、重度 SDB 患者发生首发 MACCE 的风险均显著升高（aHR 分别为 1.78、2.20 和 2.16）。

中重度睡眠呼吸障碍显著增加患者 3 个月不良功能预后风险。中度与重度 SDB 患者发生 3 个月不良功能预后的风险分别增加 74% 和 148%（aOR 分别为 1.74 与 2.48）。

在未行前置静脉溶栓的取栓成功患者中，追加动脉内阿替普酶可显著改善90天良好功能预后。研究显示IAA组90天mRS 0-1分比例明显高于标准治疗组（43.2% vs 22.6%；aRR 1.86，P=0.007）。

取栓后追加动脉内阿替普酶在未行静脉溶栓人群中展现出良好的安全性。两组在症状性颅内出血（aRR 0.93，P=0.908）、任何颅内出血（aRR 1.04，P=0.843）及90天全因死亡率（HR 1.00，P>0.99）方面均无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