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学重吸收的发生能显著降低患者后续接受手术治疗的风险。在578例保守治疗患者中，发生重吸收者的手术率仅为0.8%，显著低于未重吸收者的24.0%（调整后HR 0.067）。

Komori III型和Modic I型改变是预示早期发生重吸收的独立影像学特征。多因素分析显示Komori III型（HR 6.07）和Modic I型（HR 2.65）与更早被记录到重吸收显著相关。

重吸收组长远功能恢复更好，但未发生重吸收者亦可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改善。两组在前6个月的ODI及疼痛VAS评分改善无明显差异，6个月后重吸收组优势显现，且全程伴随更佳的焦虑改善。

TNT联合计划性局部切除显示出较高的肿瘤缓解与保肛可行性。在该研究人群中，全组患者整体pCR率为61.4%，总体保肛率达到了94.7%。

计划性局部切除相较于传统TME能显著减少围手术期损伤。局部切除组的中位出血量显著更少（7 mL vs 50 mL，P<0.001），且中位住院时间显著缩短（7天 vs 14天，P=0.001）。

局部切除在术后早期的功能保留方面具备明显优势。术后6个月评估显示，局部切除组无低位前切除综合征（LARS）的患者比例显著高于TME组（80.0% vs 53.8%，P=0.027）。

中国百日咳鲍特菌的大环内酯类耐药率已呈现极高流行态势。2024年可用基因组中由23S rRNA A2047G突变介导的耐药率达到98.9%，同时伴随ptxP3-MT28子系的快速克隆扩增。

百日咳鲍特菌种群正在经历以抗原变异为特征的基因组演变。2024年中国分离株中预估Prn缺失株比例增加至31.46%，且存在12种不同的prn基因失活机制。

等温扩增技术为百日咳耐药基因的快速床旁筛查提供了潜在工具。研究优化的LAMP可视化检测法可在65°C下50分钟内准确区分突变型与野生型，肉眼观察的最低检测限为10 copies/μL。

QFR 指导 PCI 能显著降低多支病变患者的 3 年远期 MACE 风险。FAVOR III China 试验预设二次分析显示，MVD 队列中 QFR 指导组 3 年 MACE 发生率降至 12.1%，显著低于造影指导组的 18.1%（HR 0.65，P < .001）。

MVD 病变状态与 QFR 治疗获益无显著相互作用。研究显示治疗策略与 MVD 状态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显著差异（P for interaction = .35），提示 QFR 指导跨不同病变范围均显示出一致的获益趋势。

51岁男性，因“迁移性血清阴性炎性多关节炎19年，腹泻、腹痛伴体重下降数月”就诊。患者关节炎累及多个大小关节，曾因膝关节反复大量积液多次穿刺抽液，并于10年前行右髋关节置换术。病程中对多种非甾体抗炎药、传统抗风湿药、生物制剂及JAK抑制剂等均治疗无效，需长期依赖糖皮质激素。近期出现每日腹泻、腹痛、食欲不振，5个月内体重减轻18公斤，伴双下肢水肿。查体呈病态消瘦，全腹轻度压痛及肌紧张，左手及手腕滑膜炎。实验室检查提示铁缺乏性贫血、低白蛋白血症（2.8 g/dL）及C反应蛋白升高（34 mg/L）。8个月前胃镜示十二指肠黏膜呈白色斑片状改变，活检见固有层组织细胞增多（未作PAS染色）；本次复查内镜见十二指肠及末端回肠弥漫性黏膜与绒毛充血，并再次行小肠活检。

中年男性患者，因反复发热、咳嗽、腹痛2个月入院。查体见颈部及腹股沟多发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初筛并确诊HIV感染，CD4+ T细胞计数仅14/μL。血培养及淋巴结活检证实马尔尼菲篮状菌血症，随访期间出现持续高热、全血细胞减少、高铁蛋白血症及骨髓噬血现象，诊断为继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经抗真菌及免疫调节治疗病情平稳后启动抗病毒治疗。ART启动1个月后患者再发发热，CD4+细胞升高至104/μL，复查胸部CT提示肺部病灶异常进展，腹部MRI示肝脏多发脓肿样低密度病变，之后又出现左足渐进性肿痛及距骨骨质破坏。

患者男，50岁，因间断晕厥1年就诊。既往有左心室增厚病史20年，劳力后心悸10年，家族中有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查体心尖区内侧可闻及收缩期杂音。动态心电图示室性早搏及ST-T改变。超声心动图提示室间隔基底段局限性增厚（21 mm），中段变薄（5 mm）并伴室壁节段性运动异常，心尖部可见血栓形成，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降至40%。因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及血栓易误诊为冠心病心肌梗死，但冠状动脉MRA显示冠状动脉开口通畅。心脏磁共振（CMR）示左心室心尖瘤形成及广泛斑片状延迟强化（LGE负荷达54.1%），提示非缺血性心肌纤维化。全外显子组测序发现MYBPC3基因致病性剪接突变。

42岁女性，因HR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cT2N1，ⅡB期）接受新辅助化疗、双侧乳房切除术及放射治疗，术后达病理完全缓解。患者完成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后，开始接受瑞波西利（400 mg/d）联合阿那曲唑辅助治疗。用药约4个月后，患者无诱因出现双眼渐进性视物模糊。眼科检查示双眼下方浅层点状角膜炎（右眼1+，左眼2+）。用药第5个月，复查发现双眼角膜知觉显著下降（多象限为0）、泪膜破裂时间缩短至6秒，且右眼近视屈光度数在30天内加深。给予人工泪液及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治疗，症状无改善并进一步恶化，遂暂停瑞波西利治疗。用药第6个月，双眼点状角膜炎迁延不愈且视力持续下降。

患者，男，60岁，因渐进性活动后气促伴双下肢水肿就诊。3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面部及前臂皮肤紧绷不适，1年前出现雷诺现象及活动后气促。体格检查发现面部、前臂及下肢皮肤增厚，双上臂皮肤萎缩伴色素沉着，面部可见多发斑状毛细血管扩张，改良Rodnan皮肤分值为17分。抗核抗体呈斑点型及核仁型阳性，抗中心体、抗Scl-70及抗RNA聚合酶Ⅲ抗体均为阴性。肺功能及高分辨率CT未见明显肺实质病变，肺灌注显像未见段级灌注缺陷；右心导管检查证实存在严重毛细血管前肺动脉高压（平均肺动脉压43 mmHg，肺动脉楔压9 mmHg，心指数1.50 L/min/m²，肺血管阻力12.6 Wood单位），综合评估提示高危状态。

患者女，26岁，因下腹痛放射至左腰部伴尿量减少3天就诊。查体及辅助检查提示血红蛋白8.1 g/dL，肌酐1.03 mg/dL。胸腹部增强CT示左肾巨大异质性占位，大小约18.2×7.2×5.3 cm，伴II级下腔静脉肿瘤血栓；肿块包绕主动脉>180°，与十二指肠及腰大肌脂肪间隙消失。鉴于局部侵犯广泛且怀疑非肾细胞癌肿瘤，行CT引导下穿刺活检。病理免疫组化示CD99及NKX2.2阳性，Ki-67指数15%。经多学科讨论后给予VAC/IE方案新辅助化疗，期间因出现新发肝转移灶调整为VIT方案化疗。共完成14周期化疗后复查，原发肿瘤缩小73.9%（至5.7×5.8×5.3 cm），下腔静脉血栓缩小至1.7 cm，肝脏病灶亦明显缩小。

患者，女，62岁，因突发剧烈上腹痛就诊。急诊主动脉CTA检查显示急性B型主动脉夹层，主要破口位于主动脉弓远端，假腔延伸至终末主动脉并严重压迫右肾动脉，导致右肾灌注不良（血肌酐升至2.42 mg/dL）；同时合并直径53 mm的腹主动脉瘤破裂伴腹膜后血肿。在静脉降压药物控制下患者症状减轻。医疗团队采取杂交手术方案：首先在全身麻醉及血管内超声引导下行急诊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于主动脉弓3区精准植入覆膜支架，造影显示右肾灌注明显改善；随后行正中开腹，在TEVAR扩张真腔的肾下主动脉近端进行切断与加固，成功完成人工血管置换及双侧股总动脉吻合。

49岁既往体健男性，因左下腹持续性剧痛3天伴发热（39°C）、呕吐及腹泻急诊就诊。查体见左下腹局限性肌紧张与反跳痛，生命体征平稳。白细胞计数升至 10.01×10⁹/L，中性粒细胞占 87%。腹部增强CT显示小肠大部分位于右侧腹，大肠主要位于左侧腹，盲肠位于左髂窝。自左侧盲肠基底可见一盲端管状结构，外径约 9 mm，管壁环形增厚强化，周围脂肪间隙模糊，管壁见局灶性连续性中断及紧邻的微小肠外气体影；邻近乙状结肠仅轻度局灶性增厚，旁见小脓肿，但无明确壁缺损或发炎憩室。因左下腹腹膜刺激征及乙状结肠旁游离气体，初始疑诊为乙状结肠局限性穿孔。

78岁男性，因进行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就诊。患者既往有永久性心房颤动、2型糖尿病及高脂血症病史。体格检查示气促、低氧血症及充血性心衰体征，包括颈静脉怒张、肝大、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双肺底湿啰音及双侧胸腔积液。实验室检查显示NT-proBNP显著升高（12 896 pg/mL）。床旁超声心动图提示严重退行性主动脉瓣狭窄（峰值流速 4.7 m/s，平均压差 45 mmHg）、左心室射血分数轻度降低（45%）、右心室重度扩大伴收缩功能不全及重度肺动脉高压（估测 sPAP 75 mmHg）。鉴于右心腔不成比例扩大及重度肺高压，非侵入性分流定量示主、肺动脉血流量比值（Qp/Qs）为 3.9，经食管超声及心脏CT进一步明确存在大面积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21 mm × 21 mm）。

76岁男性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因胆管炎行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RCP）后发生重症急性胰腺炎（Balthazar E级），并发腹腔间隔室综合征、休克、急性呼吸衰竭及肾损伤。经治疗后早期并发症缓解。病程第20天因呼吸衰竭重返重症监护室，CT证实合并感染性胰腺坏死，给予经皮穿刺引流及抗感染治疗，炎症指标持续下降。第23天起，患者反复出现窦性心动过缓（30~40次/分），多由迷走神经刺激（如吸痰、置鼻胃管及体位改变）诱发。复查心肌损伤标志物、超声心动图、电解质及肺动脉CT未见异常，且未使用减慢心率药物。随后心动过缓发作频次增加且对阿托品反应逐渐变差。

27岁男性，因被同住者发现意识障碍、失语及右侧肢体无力由救护车送至急诊，拟诊为急性卒中（NIHSS评分15分）。就诊前约两周感到身体不适且有黄疸，前一周曾有疑似癫痫发作史。紧急行头颅CT平扫未见急性颅内异常，CT血管造影未见大血管闭塞，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及增强序列亦未见急性脑梗死灶。血液学检查显示血红蛋白6.0 g/dL，血小板计数仅3×10⁹/L，外周血涂片见大量碎红细胞，乳酸脱氢酶2139 U/L，结合珠蛋白<0.01 g/L，总胆红素81 µmol/L（以间接胆红素为主），凝血功能基本正常。

患者55岁女性，因MPO-ANCA相关新月体性肾小球肾炎及干燥综合征接受糖皮质激素冲刺、口服泼尼松、利妥昔单抗及阿伐考泮联合治疗。泼尼松顺利减量至20 mg/天，患者肾功能改善，MPO-ANCA转阴。然而，在开始阿伐考泮治疗约7周后，患者无明显诱因突发严重急性肝损伤紧急入院。入院查体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示转氨酶及胆道酶显著升高（AST 313 U/L，ALT 488 U/L，γ-GTP 364 U/L，总胆汁酸 273.4 μmol/L），初始直接胆红素正常，入组第2天起快速上升。腹部超声及增强CT均排除了肝内外胆管梗阻、狭窄或占位性病变。为明确肝功能急剧恶化原因，入院第3天行经皮肝穿刺活检。

急性及术后疼痛中早期炎症激活有利于长期康复。分析显示增强的中性粒细胞与巨噬细胞功能虽与更高的即刻痛感相关，但也与更好的后续恢复正相关。

慢性局限性疼痛中炎症与疼痛关联发生倒置。研究发现在该阶段较高的炎症活性与较轻的当前疼痛强度相关，但却预示着更差的长期预后。

慢性广泛性疼痛中巨噬细胞炎症活性持续驱动病情发展。转录组数据表明巨噬细胞相关炎症与疼痛严重程度及持续性均呈正相关，提示免疫进入不良适应状态。

头孢吡肟-齐德巴坦在耐碳青霉烯革兰氏阴性菌感染中显示出明确疗效。在60例可评估患者中，研究者评估的治愈率为91.7%，独立委员会审查治愈率为86.7%。

针对治疗极其困难的MBL阳性患者，该药依然保持高治愈率。在产MBL感染者中，临床治愈率达93.9%，微生物学良好结局率达91.8%。

头孢吡肟-齐德巴坦整体安全耐受性良好。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15.3%，严重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仅为2.8%。

腰骶段融合中需要大度数前凸矫正时优先选择 ALIF 术式，文献一致表明 ALIF 比 TLIF 能获得更大的前凸矫正幅度。

通过 TLIF 亦可实现适宜的前凸矫正，但需要配合附加技术操作，如 2 级骨切除、棒加压、椎间融合器前置及可调式手术床等。

对于峡部崩裂性滑脱，应用椎间融合器及 360 度融合能降低术后翻修率，且在前路可行时推荐采用 ALIF 结合经皮螺钉固定。

前路融合术中加用辅助固定可降低不愈合风险，但在骨质良好且属于稳定型滑脱的特定患者中可能并非必需。

术后早期腰骶部过大弯曲与较小的动态弯曲增加幅度是内固定棒断裂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6周L4-S1弯曲度≥33°使断棒风险增加1.25倍（HR 2.25），而L1-S1弯曲度最大增幅≤4°同样显著增加断棒风险（HR 3.33）。

相比于钴铬合金棒，使用钛合金固定棒与更低的断棒风险显著相关。在平均60个月的随访中，钛合金棒使断棒风险降低了50%（HR 0.50，p = 0.02）。

固定棒直径增加（>5.5 mm）并未降低断裂率，反而伴随更高的断棒风险。直径大于5.5 mm的固定棒断裂风险显著高于较细固定棒（HR 1.90，p = 0.02）。

FDG-PET引导的局部高剂量放疗未显著降低2年局部区域失败率。在78例患者的随机对照中，加量组与标准组2年局部失败率分别为18.4%和27.5%（P=.13）。

靶区选择性加量未带来总生存或无进展生存的改善。两组患者的2年OS（73.7% vs. 72.5%, P=.91）与PFS（57.9% vs. 52.5%, P=.74）均无统计学差异。

高剂量加量伴随着数值上更高的严重不良反应率。加量组≥3级治疗相关毒性发生率为37%（标准组为25%），且加量组出现1例致死性肺出血。

围手术期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新辅助化疗未能带来显著的EFS获益。在907例顺铂适用的MIBC患者中，帕博利珠单抗组与对照组的5年估计EFS率分别为63.5%和61.9%（HR 0.88，95% CI 0.71-1.10，P=0.1366）。

pCR率的提升未能转化为长期的总生存获益。虽然帕博利珠单抗组的pCR率达到44.4%，显著高于对照组的35.8%，但两组的中位OS均未达到且风险比为1.00（95% CI 0.79-1.27）。

联合免疫治疗增加了高等级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帕博利珠单抗组3级及以上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0.2%，略高于对照组的75.1%。

下肢机器人训练可在干预后带来平衡与步速指标的微弱改善。Meta分析显示RAGT相比传统训练可使伯格平衡量表评分提高6.03分，步速提高0.080 m/s。

现有提示机器人训练优越性的证据质量与确定性较低。主要结局指标的研究间异质性极高（I²为89.8%-98.1%），95%预测区间均包含无效值，GRADE证据确定性评级为低。

敏感性分析与远期随访数据进一步削弱了机器人的临床优势。排除额外增加训练强度的研究或仅纳入PEDro评分≥6的高质量报告后效应明显减弱，且多数随访结果未显示出统计学差异。

GG2 前列腺癌主动监测者10年疾病进展与转化为主动治疗的比例较高，但特异性死亡率极低。在329例患者队列中，5年和10年疾病进展率分别为 44% 和 79%，主动治疗率分别为 46% 和 65%，而10年内前列腺癌特异性死亡率为 0%

基线 mpMRI 阳性与高 PSAD 是预测疾病进展和需要主动治疗的显著因素。基线 PI-RADS 4-5 分以及 PSA 密度升高均与监测期间的疾病进展及转化为主动治疗显著相关

主动监测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转移及根治术后复发风险。该队列5年和10年转移率分别为 0.80% 和 3.3%，接受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后5年复发率为 32%

欧美不同国家在克罗恩病术后药物预防策略上存在明显差异，法国和美国有48%的患者使用术后预防用药，而荷兰和加拿大仅为28%。

克罗恩病初次切除术后内镜复发率在不同国家间差异显著，荷兰与法国（41%和36%）明显高于美国与加拿大（15%和24%）。

二次切除术后患者的内镜复发率整体更高且同样存在地区差异，二次切除术后各国内镜复发率介于26%（加拿大）至46%（法国）之间。

75岁男性，24年前因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伴陈旧性脑梗死、天疱疮及长期双抗与激素治疗史。例行胃镜检查意外发现前次胃肠吻合口近心端一处35 mm的0-IIa型病变，侵犯粘膜下层。腹部CT示前次手术后解剖改变，无远隔转移。针对严重腹腔粘连与高危基础疾病，拟行腹腔镜残胃部分切除术。术前胃镜下于病灶旁放置吲哚绿（ICG）荧光夹。术中借助近红外荧光成像透过浆膜准确定位病灶并确定离断线，同时行ICG血管造影确认残胃血供充沛后完成切除及Roux-en-Y重建。

患者女，70多岁，因皮肤黄染伴瘙痒就诊，诊断为梗阻性黄疸。入院后检查提示重度低钾血症（血钾 2.5 mmol/L）。医护人员建议置入 PICC 补充氯化钾，患者拒绝并要求经手背浅静脉输注。获得知情同意后，给予 6% 氯化钾注射液经外周微量泵输注（5 mL/h）。输注约 9 小时后，护理人员巡视发现其右手输注部位近端沿静脉走向出现约 9 cm × 1 cm 的红斑。由于高龄及痛觉敏感性降低，患者仅感到轻微不适（疼痛评分 1 分），评估为 3 级静脉炎。出院居家期间，输注部位逐渐出现溃疡和脓性渗出，并在第 27 天进展为 3 cm × 1 cm 的溃疡，下方深部坏死血管显露。

一名80岁男性因双眼白内障术后8个月右眼出现大疱性角膜病变（视力20/100）就诊。裂隙灯检查示右眼下方角膜水肿及后弹力层皱褶，未见明显异物；房角镜检查因角膜混浊无法明确评估。前房水PCR检测排除了病毒性角膜内皮炎。常规前节OCT仅提示下方角膜显著增厚（911 μm），未见异物。患者接受内皮角膜移植术（DSAEK），术中虽观察到前房异物但未能取出。术后3个月角膜恢复清亮，但在术后6个月再次出现下方角膜水肿，视力降至20/100，植片贴附良好。复查前节OCT显示下方房角区存在高反射物。

53岁男性因门静脉及肠系膜上静脉血栓导致肝硬化失代偿，接受了包括肝、胃、胰、十二指肠、小肠及结肠的多器官移植术。术后半年因自行停用他克莫司出现严重剥脱性排斥反应，经免疫抑制强化治疗后好转。随后患者造口出现消化道大出血，回肠镜发现多发穿凿样溃疡及外生性病变。因反复出血及肠管缺血，患者接受了移植结肠及远端回肠切除术并建终末造口，残余小肠约2.5米。术后患者并发腹腔脓肿、空肠瘘及高输出量造口（>1 L/日），体重由73 kg降至40 kg（下降45%），伴反复预肾性急性肾损伤，高度依赖全肠外营养。

37岁男性，既往因透明细胞肾细胞癌行右肾癌根治术及肺结节消融术，并曾因靶向治疗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行左甲状腺素替代治疗。因双肺多发转移结节，患者开始接受帕博利珠单抗（200 mg，每3周1次）联合阿昔替尼治疗。在完成22个周期免疫治疗后，无糖尿病家族史及既往史的患者因“疲劳、嗜睡伴视物模糊3天，恶心呕吐1天”急诊入院。体格检查示急性病容，生命体征平稳。急诊实验室检查提示重度高血糖（血糖 37.9 mmol/L）及严重代谢性酸中毒（pH 7.15，HCO3- 9.8 mmol/L，尿酮体 3+），糖化血红蛋白为6.7%，空腹C肽 <0.3 ng/mL，胰岛自身抗体（GAD-Ab、ICA、IAA）均呈阴性。